点滴阅读 | 王建军：巴金的一篇佚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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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的一篇佚译
文 | 王建军
1931年上海《马来亚》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，刊有一篇署名“巴金”的文章《生之露》。文章开头说：
徐霞村君曾为《开明》月刊选译关于爱与艺术等等的名句若干条，题为《生之露》。现袭用此题名为《马来亚》译名句若干条如左。
《马来亚》半月刊，创刊于1931年2月15日，上海马来亚书店编辑出版。巴金早年的友人梅子，是马来亚书店的创办者，也是该刊的主编。
关于这篇《生之露》，巴金说得很清楚，题名“袭用”了“徐霞村君”的，内容是翻译的“名句”，有“若干条”，是为《马来亚》半月刊译的。说“如左”，是因为文字竖排的。经查检，这篇译文未见于《巴金全集》或《巴金译文全集》等，《巴金年谱》、“巴金著译目录”等研究文献未有记述，当是一篇佚译。
巴金提到的《开明》月刊，创刊于1928年7月10日，开明书店出版，以推介开明书店所出版的图书和杂志为主。创刊时编辑者署“开明书店编译所”，另设有“主宰”。主宰署“A.A.Sofio”，这是巴金挚友索非的西文名。
经查核，发表在《开明》月刊的《生之露》，分四次先后刊于1928年第一卷的第二、三、五和六号，另有副标题“名家名言”或“名人名言”，内容确如巴金所说是“关于爱与艺术等等的名句”。不过，署名并不是徐霞村，而是“莫索”。按巴金的说法，“莫索”应是徐霞村的笔名。
关于徐霞村
在一些文学家词典，徐霞村的笔名介绍未见“莫索”的名字；在有关“笔名录”中，也未见收有“莫索”，但巴金的说法不可能有错。事实上，罗念生编的《朱湘书信集》（天津人生与文学社1936年3月初版）中收有“寄徐霞村”一封，抬头是“莫索”，这完全可以佐证巴金的说法。由此看来，“莫索”是徐霞村的一个未被注意而漏收的笔名。其实，徐霞村也是笔名，徐元度才是他的原名。
徐霞村是一位作家和翻译家，1926年开始发表作品。他曾对自己有个“规定”：“凡是发表创作的作品，就用徐元度；翻译的作品用徐霞村。”（《徐霞村访谈录》，《新文学史料》1999年第二期）这从他早年在《文学周报》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的大量作品可见出：译作或绍介外国文学的一般署“徐霞村”，创作的署“徐元度”。而事实是，徐霞村比徐元度更有知名度，就连他的女儿“从小只知道父亲叫徐霞村”。1947年9月，徐霞村应聘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后才“换用了原名”。
据现有资料，徐霞村最早用“莫索”发表的作品，是一篇翻译美国Isaac Goldberg的《文学与宣传》。1928年四五月间，从法国回国不久的徐霞村从天津来到上海，“决计卖文为生”，《文学与宣传》与《生之露》就是他来到上海后先后翻译的作品，发表时均署“莫索”。前篇刊于6月17日出版的《文学周报》第321期，后篇从8月10日开始在《开明》月刊连载。
朱湘是徐霞村“从事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指路人和启蒙老师”。据徐霞村《我所认识的朱湘》（《新文学史料》1986年第一期），1928年到上海后，他写信告诉了远在美国的朱湘，这封“寄徐霞村”的信是朱湘的回信，写于“八月十一日”。从信中对徐霞村的短篇《唱》（署名徐元度）给予好评可推测，徐霞村把刊有《唱》的第五期《小说月报》和那期《文学周报》一起寄给了朱湘。回信的抬头用了“莫索”，应该是朱湘读到了那篇译文。据徐霞村说，他存有朱湘的书信二十来封，考虑到许多内容“不宜公开发表”，就只提供了此信给朱湘的生前好友罗念生编入《朱湘书信集》。
在上海期间，徐霞村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和水沫社，担任过《熔炉》主编和《新文艺》编辑等，交往的友人有丁玲、沈从文、赵景深、叶圣陶、施蛰存、戴望舒、徐调孚、冯雪峰等。他与《开明》“主宰”索非也是友好，在《开明》除了连载《生之露》外，还发表了《<洗澡>的序》。《洗澡》是他翻译法国作家左拉的小说集，192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。1929年，他“献给我的朋友朱湘”的短篇集《古国的人们》出版后，专门送给索非一册毛边本，并签上“霞村赠索非”（《巴金文库目录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）。索非去台湾以后，该书一直由巴金珍藏着，后来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。
巴金与徐霞村
巴金知道“莫索”是“徐霞村君”，有一种可能是，他俩早年有交往，至少是相识的。为此，我们依据有关史料来作些简单的分析。
巴金比徐霞村大三岁，两人早年都有留学法国的经历。1927年1月15日，巴金离开上海去法国，就在这个月底，徐霞村来到了上海。他带着朱湘的介绍信认识了时任《小说月报》主编郑振铎，5月与郑振铎、陈学昭等同船去了法国。他在巴黎大学文学院听课，还是《小说月报》驻欧通讯员。因经济无法维持，年底就回国了。两人同在法国的半年，巴金还是一个革命者“李芾甘”，大多住在小镇沙多—吉里，与在巴黎的徐霞村不太可能有交往。
1928年12月，巴金从法国回到上海时，徐霞村还没有离开上海，他是1930年初夏去北平的。两人同住在上海的一年多时间里，徐霞村大多在水沫社、水沫书店等文学圈内活动，并参与创办《新文艺》月刊，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。而巴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传播革命理论方面，他主编《自由月刊》、编辑《断头台上》、翻译克鲁泡特金等的著作。由此看来，两人的朋友圈不太可能有很多交集。
我们不妨来看徐霞村的朋友圈，以沈从文、施蛰存为例。徐霞村与他俩相识较早，1926年在北京参加无须社时与沈从文相识，1928年到上海后很快与施蛰存有了交往。沈从文是1931年5月离开上海的，巴金从法国回来后与他同住在上海有两年半，但未曾见过面，直到1932年暑假沈从文再来上海时，汪漫铎请他俩吃了顿中饭才相识。1932年3月，施蛰存创办《现代》时还不识巴金，只能托索非向巴金组稿，两个月后在朱雯、罗洪的婚礼上初见，而在这之前他俩同住在上海差不多有三年。所以，笔者推测，这一年多时间里，巴金与徐霞村不会有交往，甚至可能未曾见过。
当然，巴金与徐霞村后来是见过面的，也有一些交往，能确定的时间是在1933年巴金去北平以后。
1933年9月，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结婚，邀巴金去参加婚礼。巴金因事未去，发去“幸福无量”的贺电。沈从文又让他去新家做客，巴金很快来到北平，住在府右街达子营。“两三个月”后与靳以住进了三座门大街14号，参与《文学季刊》创刊的筹备和组稿、编辑工作。再来看徐霞村，这年3月去了武汉，几个月以后回到北平，11月开始编辑《华北日报》副刊《每月谈座》。
《文学季刊》由郑振铎、靳以主编，巴金是编委之一，1934年1月1日在北平创刊，编辑部就设在“三座门”。据季羡林日记，1月6日中午，文学季刊社在撷英番菜馆请客，“北平文艺界知名之士差不多全到了”（《清华园日记》），其中有巴金与徐霞村，他俩在这次午宴上肯定见过。在4月1日出版的第二期上，徐霞村就发表了意大利G.Papini的《属于我的人》。
那时的“三座门”，是南来北往年轻学者文人的聚首之地，巴金与曹禺的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据徐霞村回忆：他与李广田、卞之琳就是在章靳以那里认识的，“章靳以那时办《文学季刊》”（《徐霞村访谈录》）。巴金是这年7月离开北平回上海的，与靳以在“三座门住了几个月”。由此看来，在《文学季刊》创办前后，徐霞村与巴金和靳以应该是相熟的。徐霞村后来还在《文学季刊》发表了西班牙阿索林的《十六世纪的西班牙》，介绍并翻译了意大利戏剧家皮蓝德娄和他的《亨利第四》。
1935年8月，巴金从日本回国后开始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。从现存的1935年靳以致巴金的两封信可以发现（《靳以日记书信集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版），巴金曾托尚在北平的靳以请徐霞村译书。第一封信中说到的“霞村译书事转达”，是靳以答应巴金向徐霞村转达“译书事”。第二封信说“霞村代马彦祥在齐鲁”，显然是告知巴金，徐霞村代友人马彦祥去了齐鲁大学任教。遗憾的是，在巴金主编的“文化生活丛刊”“文学丛刊”“译文丛书”等多种大型丛书中，均未见到徐霞村的著译，也许有其他原因，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俩后来的交往并不多。
巴金与徐霞村不多的交往中，有一件事不得不提。1936年3月，巴金的短篇集《沉落》与徐霞村翻译的《皮蓝德娄戏曲集》由商务印书馆同时出版，徐霞村赠送给巴金一册译著（《巴金文库目录》），相信巴金也回赠了一册短篇集。这册皮蓝德娄的译著，巴金一直珍藏着，后来也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。
《马来亚》第一卷第五期目录
巴金翻译的《生之露》
题名《生之露》“袭用”了“莫索”的，而巴金与徐霞村早年并没有什么交往，甚至没有见过面，那么，巴金是怎么知道“莫索”是“徐霞村君”的呢？在这里似也应作些简单的分析。
署名“莫索”的《生之露》，在巴金回国前已经刊发了三篇。刊有第四篇《生之露》的《开明》第六号，出版于1928年12月10日，差不多是这个时间点，巴金回到上海。巴金回国后，先由索非安排暂住在上海世界语学会，很快与新婚的索非夫妇住进了宝山路宝光里14号，索非夫妇住二楼，巴金住楼下客堂间，他读到《开明》月刊很是便利，最先读到的可能正是刚刚出版的第六号。
《开明》第六号除了刊有莫索的第四篇《生之露》，还有关于《薇娜》一书的四篇短评。《薇娜》是波兰作家廖·抗夫的短篇小说，巴金在法国译完以后寄给了索非，索非把《薇娜》与李石曾翻译的《夜未央》编辑成册，署名“石曾、芾甘译”，1928年6月由开明书店出版，《开明》创刊号上刊出了该书出版的书讯和简介。四则短评对巴金译笔的“简洁且清顺”“译品”和译作的“志趣”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，据现有史料，这是评价巴金译作最早的文字，出现的名字当然还是“芾甘”。
巴金刚回国的时候，曾“模仿”索非“主宰”的《开明》月刊，以“马拉”为名为自由书店主编过一种“半公开”“半文艺半广告的刊物”《自由月刊》。巴金是一个真诚的人，他在“发刊词”《说几句开场话》中声明说：“这刊物是模仿的，不是独创的。老实说一句，我们是看了开明书店的《开明》月刊以后，才起了出版刊物的心思。”巴金现在要“袭用”《生之露》，他一定会“老实说一句”谁用过这个题名。
“莫索”名气不大，很多人不会知道他是谁，但《开明》的“主宰”是肯定知道的，巴金想要知道“莫索”是谁，只要问一下楼上的索非即可。由此看来，“莫索”是“徐霞村君”，大概率是索非告诉他的。
其实，巴金与梅子相识也与索非有关。梅子，原名朱梅，1927年来到上海进入艺术大学求学。索非与梅子相识较早，梅子在《开明》创刊号上发表了《人类的母亲：读了〈工女马得兰〉后》。巧的是，《工女马得兰》的“序”是巴金刚到巴黎时为译者写的，当然依然是“李芾甘”的名字。巴金回国后由索非介绍在自由书店工作，期间与梅子相熟，并为梅子的《争自由的女儿》（上海合作社1929年初版）一书作序，昵称他为“梅弟”。
《马来亚》半月刊创刊号上有一份“本刊特约撰稿者名单”，共22人，巴金列第一，A.A.Sofio也在其中。两人在创刊号上各自发表了一篇诗作，A.A.Sofio的是《不朽——献给“又红又白的美丽”的“上海先生”》，巴金的是《失去的星——代A.A.献给“上海先生”》，其中的“上海先生”是索非的一个朋友（据1992年4月14日巴金致蒋刚信）。巴金的诗选自1930年创作的小说《初恋》，副标题是发表时加的，显然是为了应对索非的诗。据倪墨炎《巴金的〈失去的星〉》（《现代文坛随录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），巴金在前三期都有作品发表。
《生之露》一文，收有21条名人名言，其中的20条出自18位世界名人，1条出自《佛经》。18位名人，包括日本的有岛武郎、芥川龙之介、菊池宽、永井荷风，俄国的高德曼、柯伯坚（今译克鲁泡特金），英国的狄更司（今译狄更斯）、王尔德、萨克莱（今译萨克雷），法国的拉洛席福科、拉布律耶（今译拉布吕耶尔）、波德赖尔，德国的歌德、席勒，意大利的但丁，美国的沙若，波兰的阿赛兹科，以及释迦牟尼。这些名人涉及多个国家，巴金那时的日语和俄语等并不熟练，应该主要是从英译本转译的，可能选译自英文书刊，也可能是在读书时摘录下来的。文后未署时间，从该期出版于4月15日可以推算出完成于4月初或3月份，那时巴金与索非仍然同住在宝光里14号。
“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”，是巴金选择翻译作品的一个标准。这些名人的名言，巴金主动去翻译并发表，自然是因为喜欢。事实上，巴金也爱读这些名人的作品，他的人格发展深受他们的影响。特别是高德曼、克鲁泡特金，前者是巴金“精神上的母亲”，后者则是他的精神导师，他俩对巴金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。高尔基是影响巴金的又一位重要作家，差不多是在翻译这些名人名言的同时，巴金译完了高尔基早期的三个短篇小说，梅子“以友谊的关系，索去了原稿”（《〈草原故事〉再版题记》），结集为《草原故事》一书，很快由马来亚书店出版。
关于这些名人名言，后人也有译过，文字上虽有差异，但大多流行至今。比如，芥川龙之介的“最幸福的艺术家乃是晚年得名的艺术家”，拉洛席福科的“激情会使我们做蠢事，而爱情会使我们做更可笑的事”，释迦牟尼的“恨不能由恨来消灭；恨只能由爱来消灭”，还有歌德、狄更司、但丁等的名言。
（2019年2月初稿，2020年10月12日改定）
《生之露》刊登页面
附：
生之露
巴金
徐霞村君曾为《开明》月刊选译关于爱与艺术等等的名句若干条，题为《生之露》。现袭用此题名为《马来亚》译名句若干条如左。
唯爱始能产生艺术。
——有岛武郎（日）
最幸福的艺术家乃是晚年得名的艺术家。
——芥川龙之介（日）
一个男子遇见一个十分美丽的女子的时候，他便觉得自己是寂寞而忧郁了。
——菊池宽（日）
过去是很重要的。过去常是产生未来的神秘之泉，又是照耀迷失的路的明灯。
——永井荷风（日）
没有爱与同情便没有真正的幸福。
——狄更司（英）
恨不能由恨来消灭；恨只能由爱来消灭。
——释迦（印）
在妒嫉中自爱多于爱情。
——拉洛席福科（法）
就选定的题目去写作是徒然无益的，应该等题目自己燃起了我们心头的火焰。
——沙若（美）
男人认识生活太早，女人认识生活又过迟——这就是男女间的最大差别。
——王尔德（英）
诗人的诗句如果连孩子也易了解，那么他便不会被人忘记。
——歌德（德）
受苦不能与生活分离，人生不过是无穷的苦难与痛苦而已。
——佛经（即）（应为“印”）
最苦痛的时候无有过于在苦难中回忆起幸福的时代者。
——但丁（意）
痛苦是最伟大最聪明的教师。
——阿赛兹科（波兰）
只有伟大的观念才能够鼓舞艺术。依我的理想，艺术直与创造同义，不可不着眼于前人未发之处；然而一般职业的艺术家很少有能脱离卑俗之境域，而看破新天际的。
——柯伯坚（俄）
希望是我们的力量。
——拉布律耶（法）
快乐的生活在民众中间——这便是艺术。
——波德赖尔（法）
爱成功之心可以消灭爱善之心。
——席勒（德）
不要艺术，才是真正的艺术。
——萨克莱（荣）（应为“英”）
爱情是理想的东西，结婚是现实的东西；凡是把理想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混在一起的人未有不受罚的。
—— 歌德（德）
激情会使我们做蠢事，而爱情会使我们做更可笑的事。
——拉洛席福科（法）
爱情是一个洪炉，所有的人，甚至于那些最伟大的精神都是从这洪炉中锻炼出来的。
——高德曼（俄）
原文刊载于《点滴》2021年第1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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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张瑞琪、忻世超